摩尼教主力在杭州覆灭后,其各地分支并未彻底消散,反而化整为零,推行所谓的“游击计划”。
大批传教人员潜伏民间,残余部队则收罗散兵游勇、恶霸地主与地痞流氓,拼凑出多股匪特武装。
这些武装或以“绿林军”为名盘踞山林,或“上山结寨”控制要道,甚至依托湖泊港汊形成水上匪帮,成为江南百姓治安平定的巨大威胁。
十一月二十日,刚稳定杭州秩序的卢俊义,便收到了各地送来的匪患急报。
两浙路境内匪众近五万余人,福建路亦有四万余人,这些土匪如同毒瘤,散布在江南的山野湖泊间。
他们不仅袭击大乾的基层政权,杀害刚刚上任的保正与官吏。
十二月间,华东的县乡村遭百余次袭击,仅两浙路就有一百余名大乾官吏倒在岗位上。
不少还公然抢劫百姓物资,煽动不明群众闹事,甚至一度攻占多座县城,将县城内的粮仓、库房洗劫一空。
在浙西的天目山一带,一股数千人的匪帮尤为猖獗。
他们白天潜伏在山林中,夜晚便下山突袭村镇,不仅抢走百姓的粮食与财物,还强迫青壮年加入匪帮,不从者便惨遭杀害。
一名侥幸逃脱的村民哭诉:“这些土匪比摩尼教还狠!摩尼教至少还讲点规矩,他们就是一群疯子,见人就杀,见东西就抢!”
匪患的蔓延,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,更让江南百姓刚刚燃起的和平希望再次蒙上阴影,新生的大乾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
面对愈演愈烈的匪患,姜齐迅速作出决断,于十二月下旨明确剿匪原则:“首恶必办,胁从不问,立功受奖”。
这一原则既体现了大乾镇压匪首的坚决态度,也为争取被胁迫的普通匪众留出了生路,做到宽大与镇压相结合,避免激化矛盾。
与此同时,卢俊义在杭州发布剿匪布告,并公布《惩治土匪暂行条例》。
布告中,他一方面号召江南军民合力剿匪,鼓励百姓举报匪情、协助军队作战。
另一方面则敦促土匪认清形势,主动投降。
条例中明确划定处置标准:匪首及双手沾满鲜血者,严惩不贷;被胁迫加入、未曾作恶者,缴械后可返乡务农,若能协助剿匪、立功赎罪者,还可获得奖赏。